双盈策略 新大众文艺：自我表达与价值认同 | 沪粤文艺对话
编者按
今年以来，东莞的新大众文艺文学现象引发广泛关注、持续“出圈”。继日前东莞市文联（东莞文学艺术院）签约四大类100名创作者之后，7月13日至26日，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在北京开课，共有36名东莞基层作家参加。据悉，这是该院首次面向普通写作群体举办作家研修班。当新大众文艺从“现象级热潮”升级为“可持续生态”，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兴起的原因及其具有的多重价值？本期文艺评论特邀沪粤两地作家、评论家就此展开探讨。
新大众文艺：自我表达与价值认同
项 静
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之文艺，文艺对应着时代诉求和人心。文艺与媒介密不可分，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，文艺形式悄然转变，素人写作、网络写作、自媒体和UP主们改变了原有的文艺生产秩序，并且日益影响整体文艺的导向和艺术标准。大众文艺的关键在作为创作主体的大众，它释放了大众的创作活力和能量，让普通人成为表达的主体，创造自己的艺术表达形式和风格，同时大众生活也是艺术表达的客体对象，这一点在当下的新大众文艺写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陈慧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
在近几年的出版市场上，社会基层的打工者、各行各业的劳动者、普通人的写作频频成为出版热点，涌现出一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作品，例如在社交媒体上一度“刷屏”的自传体散文《我是范雨素》，还有“矿工诗人”陈年喜的《炸裂志》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《微尘》《一地霜白》《峡河西流去》等诗歌作品，运输公司退休老人杨本芬的“看见女性”系列作品《浮木》《秋园》《我本芬芳》以及《豆子芝麻茶》。从2023年开始，大量类似作品在图书市场异军突起，因写作者本人的社会身份和特殊经历，这些作品多次获得各类榜单和媒体广泛关注，比如张小满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，胡安焉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《生活在低处》《我比世界晚熟》，王计兵《赶时间的人》，秦秀英《世上的果子，世上的人》，黑桃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，陈慧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，苍海《我曾是一名饲养员》，周慧《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，周颖琪《车墩墩野事记》，林淑兰《日子过的就是这么一些人啊》，阿包《阿包》，李文丽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等。跟大众通常印象中的作家形象不同，他们的从业经历涉及诸多领域，比如保洁员、快递员、出租车司机、菜场小贩、饲养员、隐居者、白领上班族，他们的作品提供了相对陌生的生活经验和故事，丰富和具象化了我们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整体图景。
几乎不识字的苗族女性阿包，通过手机上的语音转文字功能完成自传。
任何一种写作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都不会是偶然的，也很难被预设，但这些作品引起热议，一定是因为它暗合了读者的潜在诉求。当下的文学写作基本由两个部分组成，第一个是围绕着文学体制而形成的写作领域，拥有漫长的历史、完整的生产、评价、传播和影响体系，基本以虚构（小说）写作为主。这一领域存在创作和传播上的困境，部分作品因为不具备现实穿透力，故事可读性欠缺，大量充斥二手生活等原因受到批评。另一个领域是网络文学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，占据影视改编的半壁江山，并且成为文化海外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，但在思想性和现实性上，除了少数现实主义向的网络文学，大部分都跟当下现实生活关系不大。随着网络文学越来越市场化，实际上也意味着专业化趋势的增强，部分作品与普通人之间同样存在壁垒。新大众文艺写作群体的出现和传播，实际上占用了以上两种文学创作的空隙，它书写的往往是普通人身边的生活和真实的关切，他们以我手写我心，直白、坦诚，具有较高的自发性和大众参与性。这一写作群体从“最大公约数”的生活中汲取灵感，建造丰富又复杂的文学公共空间，把今日社会中涉及的城乡、贫富、性别、群体间的差异和矛盾等等常见议题都囊括其间，回到其他文学表达中容易被遮蔽和忽略的现实世界，重建与周围真实世界的关系。
退休老人杨本芬的“看见女性”系列作品《我本芬芳》
需要指出的是，新大众文艺写作不等同于“底层写作”，它更强调的是普通人的概念，每一个愿意用文字记录、观察和省察自我的人都是它的组成部分。它不必遵从原有的文学生产、发表机制，而是借助新兴媒介提供的写作平台进行自我生活的记录和书写。随着大众受教育程度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娴熟的自我表达能力，追求精神生活的能力，以及自我学习和自我传播的渠道。当代文学现场非虚构写作思潮的兴起，带来对普通人生活和经验的关注，从容易被打上标签和吸引眼球的“素人”，到越来越宽泛的写作群体，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之中。
“矿工诗人”陈年喜的诗歌
我们不必把这样的写作过分理想化，随着出版热的出现，自然也会有大量重复化的写作，部分作者在个人生活经验耗尽之后也会面临“江郎才尽”的局面，同时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景和附会之作，这都是正常现场。但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数，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，而好的作品一定会在这个庞大的基数中经过反复淘洗，被读者和时间挑选出来。另外，作为大众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，我们不需要以原有的文学标准要求这类创作，它在功能和价值上已经超出了狭义上的“文学”范畴。书写是自我表达，它承担着情绪宣泄、心灵治愈和自我认可的作用，写作给人带来的独特的精神愉悦，表达的自我尊严和价值认同，最终要完成的是促成社会的“有机化”与和谐共融，这是比单纯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社会价值。
（作者系上海作家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东莞文学热潮何以持续涌动？
胡 磊
7月19日至21日，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的36名学员，先后走进《人民文学》《文艺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国作家》等名刊名社，以“新大众文艺”为桥，以莞邑烟火为墨，与文学名家名编对话，让东莞新大众文艺的基层实践绽放在文学高地。
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的学员走访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。图片由主办方提供
有专家指出，东莞、西海固及清溪文学现象，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样本，更构筑了新时代文学最坚实的群体根基。时代社会的进步给予普通写作者重要托举，发达的互联网媒介和资讯，为他们带来随时随地阅读写作的可能。东莞作为国际制造业名城，城市的“迁徙性”带来大量文化种子。“白天做事，晚上作诗”，这种发自内心的主动书写，既见证了社会、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感受的变迁，客观上也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文学实录。东莞之所以能形成规模可观且持续涌动的文学热潮，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助推，它们也是东莞文学现象继续发展壮大的着力点：
首先，代际传承接力构建良好文学生态链。依托樟木头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“桥头文学模式”“长安文学现象”等，东莞形成从名家引入到本土培育的生态链，文艺创作从“输血”走向“造血”，已经培育出一片生态良好的文学之林。当年从“打工文学”群落走出来的郑小琼、王十月等作家，主动发掘指导培养写作新人，形成良好的传帮带传统。例如郑小琼推荐温雄珍的作品发表，清洁工王瑛的《清洁女工笔记》经王十月推荐在《作品》发表等。
其次，地方政策扶持和平台搭建扶持作家成长。东莞通过政策扶持、平台搭建、资源整合等多维度举措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生态支持体系，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样本。东莞市文联联合花城出版社实施“全链条”培育项目，覆盖创作、培训、出版全环节，积极筹备举办“新大众文艺（文学）周”和“素人写作大赛”，举办“新大众文艺研讨会”，提升关注和社会认可度。7月17日，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文学创作“揭榜挂帅”项目发布会在樟木头举行，欢迎全国知名作家、评论家及优秀青年作家勇揭英雄榜，增强文学对城市文化的塑造力，体现“双万之城”的文化担当与抱负。
第三，技术平台与传播渠道赋能作品融合转化。东莞打造全媒体“素人写作”传播矩阵，继续办好现有的《东莞日报》新大众文艺副刊和《素人写作》《东莞作家》两个微刊外，积极向国内省内主流文学期刊推荐优秀作品。今年6月，花城出版社“新大众文艺丛书”签约沈汉炎、章新宏、曾为民、易翔、温雄珍、王瑛等六人，年底将推出其作品。同时，积极推动IP转化与跨界合作，鼓励短视频、播客、漫画等新媒体形式改编优质作品，与影视公司合作开发“东莞素人写作题材”微电影、纪录片，提升社会关注度。
此外，社会认可与实践研究提升独特价值。深度推进新大众文艺“东莞现象”课题式研究，可借鉴“政府+媒体+高校”三方联动模式，争取中国作协、高校和权威机构在东莞设立“新大众文艺东莞研究基地”，成立“东莞素人写作联盟”，定期举办交流会、读书会，进一步挖掘、阐释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深刻独特价值，推动新大众文艺的多元传播研究以及跨界、跨形态转化的创新实践。
东莞新大众文艺写作热潮，是社会转型变迁的缩影。它以真实生活为底色，重构了文艺与大众的关系，为地域和城市注入了人文温度。基层作家的写作是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档案，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观镜像，既反映了制造业城市的生存状态，也展现了非职业化写作群体通过文学创作积极“发声”、实现自我表达的努力。在全国各地，还有千千万万个王计兵、胡安焉、沂蒙二姐、王瑛、温雄珍，“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”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，为“人的现代化”留下了鲜活注脚。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东莞市文联副主席，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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